內容簡介

　「政治神學」並非「政治」＋「神學」，

　　而是「政治」實為一個「神學」問題，談論信仰就是談論政治，反之亦然。

　　本書詳細探討從施米特何以用政治神學之名，為國家、政治、憲法、主權者辯護；

　　佩特森為何從基督教三位一體的上帝的教義出發批判羅馬帝國的政治神學；

　　莫特曼與默茨如何一同將政治神學從為國家概念背書的思想中分離出來，

　　成為關注歷史生活中不公不義地無辜受難的人的公義問題。

　　權力、解放、神蹟、正義——「政治神學」與「神學政治」的拉扯影響了幾世紀的歷史，直至如今亦不斷持續中。

作者介紹

曾慶豹

　　畢業於臺灣大學，獲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中原大學特聘教授，現任教於輔仁大學哲學系，「哲學與神學研究中心」主持人。著有《上帝的愚拙與聰明的人》、《哈伯瑪斯》、《上帝、關係與言說》、《信仰的（不）可能性》、《什麼是漢語神學？》、《盲者的視域》、《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凝視生命》、《紅星與十字架》、《經世與革命》等。主編系列叢書包括：「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集成」、「謝扶雅全集」、「古今之辯系列叢書」、「基督教學術叢書」、「中國基督教公共神學系列」等。

目錄

導言 ／1

上篇

第一章 與利維坦共舞 ／15

第二章 對抗利維坦 ／45

第三章 國家即上帝 ／57

第四章 與無神論之鬥爭 ／101

下篇

第五章 重建解放神學 ／127

第六章 世俗時代中的後世俗 ／177

第七章 沒有力量的正義 ／213

第八章 聖保羅 ／231

第九章 神學論 – 政治 ／253

索引（人名、關鍵字） ／267

內容連載

導言

　　一

　　1968年，全球都陷於反抗運動的浪潮之中，巴黎、柏林、加州柏克萊、墨西哥等地的青年，遍地開花地鬧著他們口中所說的「革命」，當然，此時「革命」也成了一個神學問題。同年四月，學生運動領袖魯迪．杜契克(Rudi Dutscheke)在柏林被槍殺，不久就產生了「社會主義神學」，提出此一神學主張的是杜契克的友人戈爾維策(Helmut Gollwitzer, 1908-1993)，這位巴特(Karl Barth)門下傑出的學生、差一點就接替他老師在巴塞爾的教席的神學家，他熟悉馬克思主義思想，把自己定性為「基督徒社會主義者」(Christian Socialist)，挑戰著神學對社會的貢獻。

　　戈爾維策看見了上帝對這個世界的愛，但資本主義卻把這個世界帶向破壞性的貪婪，將人性徹底地扭曲，最終把人帶向死亡。在〈革命作為一個神學問題提要〉(“Theses on Revolution as a Theological Problem”)之中，戈爾維策成為了學生運動的靈性導師，指引著靈性和政治之間的關係，提醒著人們批判資本主義如何地與上帝對這個世界的愛相背，上帝的顯現與同在，正是在階級的衝突和壓迫中，看到教會所該站立的位子，只有將人帶向對生命的愛，才能走出人性飽受貪婪、扭曲的生產社會，重新與上帝連結起來。

　　在「革命」的煙哨中，社會主義神學伴隨著那場學生運動，走過一段歷史。不久之後，「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更概括地成了隨後包括和平神學、解放神學、女性神學、人權神學、黑人神學、生態神學等在內各種變異的神學主張或立場的共同表述，「神學」的特質與走向，已無法獨善其身、天真純潔地僅僅談論著上帝而不談論世界、談論愛而不談論公義、談論順服而不談論反抗、談論教會而不談論社會、談論聖經而不談論主義、??。

　　「神學即政治」(Theology as Polis)，這是當代神學的思想典範，談論信仰就是談論政治，反之亦然。

　　二

　　戈爾維策在為《教會教義學》精選本作導言時說到：

　　巴特一直都認為基督教具有對政治的一種基本關切，基督徒正是這樣而負有政治責任。對他而言，福音總是打下革命的而不是保守的印記。它似乎總是號召變革和改變現狀，而不是維護它的正統性。

　　因此我們不能忽略，政治神學起源於巴特的反自由神學及認信教會的經驗。辯證神學即是政治神學，它包含了矛盾與希望、消極的對立與積極的理想，貫穿其中的即是一種批判，一種與上帝相合宜的批判理論。如果戈爾維策可以被理解為「左翼巴特學派」，莫特曼則是作為一位「中間偏左的巴特學派」，後者的神學，可以一概地統稱之為政治神學，不論復活、十字架、教會、終末等，無一不是在談論政治，談論「世俗中的上帝」，這是他與同時代的著名神學家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 1934-2021)、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 1928-2014)、漢斯．昆(Hans Küng, 1928-2021)，有著明顯差別之處。

　　然而，熟悉「政治神學」此一用語的人可能會感到困惑：為何早在神學家拋出種種政治神學的說法前，在法學家中己有著一種「政治神學」的說法，此人即是著名的「納粹桂冠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他的著作即冠以「政治的神學」(Politische Theologie)之名，並以此名為國家、政治、憲法、主權者辯護。到底，神學家與法學家的「碰詞」僅僅是「同名異義」，還是彼此之間潛在著「碰瓷」的「針鋒相對」？

　　施米特1922年出版《政治神學》，1970年又出版「續篇」《政治神學II》；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於1969年刊出一篇〈政治神學〉，1972年的《被釘十字架的上帝》最後一章將「解放的政治詮釋學」理解作「新的」政治神學，以呼應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於1969年在《世界中的神學》(Theology of the World )提出的「新的政治神學」(New Political Theology)。施米特顯然留意到了他們兩人的「新的政治神學」，並向默茨做出了批評。

　　神學家曾努力「終結」政治神學，顯然並沒有成功，因此，默茨和莫特曼才重啟政治神學的戰火，倡議以「新」對抗「舊」的政治神學。佩特森(Erik Peterson)於1935年發表的《作為政治問題的一神論：論羅馬帝國中的政治神學史》(Der Monotheismus als politisches Problem: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Theologie im Imperium Romanum)論著，即是標誌清楚地力抗施米特，從基督教三位一體的上帝的教義出發批判羅馬帝國的政治神學。不論是猶太教或是羅馬宗教，都是一種通過一神論來神聖化世俗政權的做法，然而，這一切已被三一論的上帝觀終結了。三一論作為一個批判的政治神學，是為教會而非為國家存在，因而力抗任何形式的國家意識形態或世俗權力，從而拒絕了神學為政權服務的誘惑。根據佩特森的批判，施米特的政治神學，無例外的，是在猶太教的 – 神教或異教的帝皇崇拜基礎上所建立的「政治神學」。

莫特曼與默茨一同聯手，為政治神學建立起新的意義，一方面是要神學推向實踐或行動方面的過渡，另一方面則是將政治神學從為國家概念背書的思想中分離出來。他們用了「新的政治神學」一詞，其意不在「新」而在「識別」，也就是廓清政治神學，因為他們都看到，神學要不是喪失了批判，就是被用予他處利用它幹些壞事，開創「新的政治神學」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