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逛書展，筆者都將目標放在新出版的書籍之上。感覺上基督教的文字事工仍未有很大的發展，過去一些大出版社已經淡出了書展。不過今年筆者較驚喜的，是有一些本土基督教文字工作者出版了一些在漢語世界罕有的主題，例如蘇遠泰的《地獄，永遠的刑罰？破解地獄的迷思》和施諾的《死後可幹的事——瀕死經驗是甚麼一回事？》，還有接著要談的這本《理有理講——以理性尋找上帝》。筆者的「偏見」，許多香港基督徒都沒有養成閱讀神學類「硬讀物」的習慣，甚或近日都有網絡文章作者指出，將理性的運用置於靈性培育的對立面。

簡介

《理有理講》的作者陳文豪為物理學博士，而且正在浸大進修第二個研究宗教哲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在華人教會之內實屬罕見。在書中亦有提及他的信仰經歷及對科學與宗教對話的熱情。同類型的書籍，在華人教會圈子內其實不能算少，但土生土長的香港基督教科學家就相對較少。此書的定位在於適合平信徒閱讀，作者自述「我寫這本書，本來希望從嚴謹的學術角度論證上帝，但這樣的話會令一般信徒覺得太複雜而放棄從一般啟示理解上帝的真實性」 （ 頁vii），此書第一章也就開宗明義「論證上帝存在論證的基礎」。但作者沒有受限於他的物理學背景，書中也有討論生物學，美學和宗教經驗，也有回應一些著名的爭論，如李天命的「石頭論證」。就筆者的有限閱讀經驗，談這些課題的書籍稀少之餘，也較此書談得表面。作者本身也正研究「宇宙的微調與上帝的存在」（博士論文題目，頁iv），所以相關的篇幅可讀性高，值得對相關題目有興趣的信徒閱讀。

強處亦是弱處——科學方面

此書最具閱讀價值之處，就是作者對「上帝存在」這課題的介紹、分析和對挑戰的拆解，而且回應的對象亦算是十分前沿，例如霍金的《大設計》，是暫時其他華文書籍所欠缺的。不過在前述的限制底下，作者似乎只能對各種正面的論證架設，或從反面反駁一些挑戰，作出較為淺白的描述。對於具有一定科學背景的讀者，會略嫌顯淺；對於沒有科學底子的讀者，作者為科學專有名詞的解釋仍見艱深。

淺白是好處，但亦會帶來一些問題。例如在回應霍金之時，作者選取了世界有否起始去作討論，卻沒有處理《大設計》作為一本科普書籍，其中提倡的科學世界觀與宗教之衝突；再者霍金提出世界無始的說法，其實亦附和了不少宗教認為物質世界永恆的說法，卻有違基督教對創造的理解，此書未作回應。對於一些熱門議題，例如「空隙之神」（God of the gap），新無神論及道金斯都只是輕輕帶過或放到注釋之中。另外作者也沒有討論宗教與科學對話的知識論問題。

筆者並不是想吹毛求疵，要以小篇幅處理這些問題，作者已經做得不錯了。

信仰上值得商榷

若要指出較嚴重的問題，筆者認為是此書與基督教信仰之間關係模糊。就著有限的閱讀，有關科學與宗教的書籍有兩個極端，一端是過分屬靈化，另一端是過度科學哲學化，此書傾向後者。科學哲學化，是指出那些著作強調「有神論」（theism），並以「神存在」作為論證的核心以表達信仰上帝合乎理性和科學。此書也一如其他同類書籍，在書末是期望讀者透過相信上帝存在，而達至基督教信仰。然而，從有神論又如何進展到認信三一神論呢？其中一位提倡智慧設計論的泰斗鄧郣斯基（William Dembski），在其著作亦提到智慧設計論不在乎存在的上帝是誰，祂是否基督教的三一神並不是他們的關注，如何將兩者連結是神學家的工作。此書的處理，似乎是從歷史上的耶穌（頁78-79）和苦難的問題（第七章）作為入手，輔以作者自身的信仰經歷。這種手法無疑就是華人教會熟悉的典型護教進路，但實際上卻沒有半點新的洞見。

此書後半提到的靈界觀念和苦難的觀念，缺乏批判及相應信仰的基礎。講述超自然經歷的時候，作者很快就跳到有神論與靈界觀念吻合，然後又回到需要理性作為基礎，即使「聖靈充滿」這基督教獨有的經驗也跳過不談 （頁81）。討論苦難的時候，雖有提及「自由意志辯護」 （free will defense）及上帝全能的問題，但對於「上帝不可能做一些違反邏輯的事情」 （頁88）卻沒加批判便欣然接受，甚至後來提倡苦難的存在是對受造物的演化具決定的重要性。這種講法，既沒有全面顧及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的論證（雖然頁87有提及他），也似乎與基督教信仰的苦難觀相違。1

書中基督教的上帝面目模糊，甚至因為聖經的詮釋存在多元性而避談了（例如第一章注釋9）；創造、護理的教義也失去蹤影。若言上帝存在，卻又未能辨認祂是誰，會否意味著可以是伊斯蘭教的真主（採用了卡拉姆宇宙論證）？一位自然神論的上帝（道金斯的盲眼鐘錶匠）？哲學化地認為上帝的存在作為萬有存在的解釋，又會否變相仍重蹈「空隙之神」的覆轍（這也正是智慧設計論是否偽科學的爭議點）？

理性入門的局限性

筆者對此書最大的保留，是一個神學的問題：「上帝存在論證」的基督教基礎是甚麼？

在基督教的神學發展史之中，我們不難發現理性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書中提及的安瑟倫及亞奎那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麥格夫（Alister McGrath）在他的著作A Scientific Theology之中提出，以理性去推論上帝的存在和認識上帝，其基礎在於信仰，也就是安瑟倫的名句「信仰尋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換句話說，一切上帝存在論證的合法基督教基礎，是信心 / 對上帝的信仰，繼而運用理性去理解祂。這見解在近代的後自由神學及新正統派都有相當的討論，特別是針對基督教神學發展的基礎：人類理性不應被高舉成為具有自主性、獨立於啟示的學科，在認識上帝之上啟示具有優先性。

基於以上的理解，筆者憂慮若按書中的進路，會將理性認識 / 推論上帝置於認信上帝之前，也就是認信之前必先要通過理性；宗教經驗若無理性幫助也無法推論上帝（作者的講法，見頁81：要真正地論證上帝的存在，不能單靠宗教經驗的分享，也須要從別的理性進路出發）。在護教及公共神學的對話之中，以理性作共通平台是無可厚非的，但在佈道之上則不十分恰當了，至少作者自己也在分享他個人的宗教經驗。

總結：信徒需要運用上帝賜與的理性

其實以上的問題，並不是作者和這書所獨有的，如何建構合乎信仰，又能護教及與科學界、宗教界作公共對話的神學論述，應是每一個有志整合科學與信仰的主內同道所竭力追求的。深盼作者的研究順利，早日得見成果，又有更多科學、哲學專業及非專業的主內同道加入關注，在未來有更多類似的漢語著作出版。

其實，令筆者最有感受的，其實是傳統華人教會對理性的輕視，再加上香港學制的轉變。現在的教育制度，除了造就謀利的教育產業，「甚麼甚麼起跑線」之類，還有就是因為學位的競爭和著眼未來出路而導致讀純理科的人數下降。因著DSE的課程結構，中學生可以完全不修讀或只修一科純理科項目。這結果無疑使學生減少、甚至失去透過修讀理科來操練理性和拓闊視野的機會，中學過後很可能「永遠不會受理科的訓練」。從信仰的角度，這些人近乎永遠失去透過科學欣賞上帝的可能；及至在佈道或護教的場景，他們只能不求甚解地倒背罐頭答案。長此下去，教會就更難鼓勵信徒運用上帝所賜的理性，跨宗教及學科的公共對談也只能留給專業人士，對教會見證及增長而言，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筆者補充：關於普蘭丁格，筆者的文字似乎使一些讀者誤會了。其實筆者想指出的，是作者沒有顧及普蘭丁格的「自由意志辯護」：即上帝全用與苦難存在並沒有邏輯上的矛盾，反而採用了較舊的版本。因此筆者並不是說普蘭丁格不支持「上帝不可能做一些違反邏輯的事情」